胡以晃弃权。

最终太平王庭以一万九千四百票决定留在南昌。

杨秀清有些丧气，柳叶飞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多的也不用说了，如何守住南昌，还请平等王点兵遣将。”

杨秀清也很快从沮丧中恢复过来，说道：“南昌城小，枯守是守不住的。关键在九江，谁愿与林启荣同守九江？”

赖汉英正满心愧疚，听到这话，站起来说：“我！”“有劳赖天慕。”杨秀清接着说：“还要出一支偏师，直捣武昌，围魏救赵。”

“那就我来吧。”罗大纲道。

1844年3月11日太平军自南昌撤围后，罗大纲、韦志俊统率水营主力六个点检，曾天养率陆营两个点检，超过两万人沿江西上，在北岸围攻九江的肃顺所部和南岸向荣部没有水军，徒叹奈何。

太平军水营至湖北实施战略机动。占领武穴，进窥由赣人鄂的战略枢纽田家镇。湖广总督徐广缙因为武昌第一次失守被革职押解进京，现下坐镇武昌的是神机军镶白旗地区领袖穆荫。已经派署湖北提督博勒恭武率绿营兵勇2000名驰赴薪、黄一带，择要驻扎，与田家镇互为犄角。清军在田家镇江面横放巨筏，上置大炮，构筑截江防线，企图阻挡太平军西上。

3月15日，太平军乘风攻扑田家镇，分三路上岸攻敌，先击破南岸清军，随后博勒恭武再次胜利转进，太平军夺得岸上大炮，随后从背面摧毁沿江防线。

罗大纲乘胜挥军西进，3月17日，攻克黄州府城，杀知府金云门。南岸武昌县同时得手，不久退去。18日，太平军战船六七百只驶抵汉阳、汉口一带。次日，攻占汉阳、汉口，毙清知府、知县，是为二克汉阳、汉口。随后过江进攻武昌，被穆荫用排枪击退。

穆荫坐守武昌，绝不出城干扰太平军。他向肃顺写信告急说“现在两湖地方，无一舟可为战舰，无一卒习于水师。”请肃顺会师救援.

肃顺接信大怒：“穆荫以四千精兵，龟缩武昌，任由发匪一支偏师在湖北全境骚扰，还有脸请援？”将穆荫的求援置之不理。

此次太平军西进湖北、大张声势，兵锋东至黄破，西及汉川，北窥德安府。“分股驾船，于距省上下数十里沿江村镇、及湖仪河港内村镇，肆行抢凉，饱载而回。以汉口为巢穴，以船只为营垒，复于夜间明火击鼓，为渡江扑城之状。”

太平军攻克汉阳、汉口后，随即分军为二:罗大纲统率一支，南下湖南，准备进取长沙。捣毁虚弱的湘军老巢。韦志俊等进取附近州县，经略鄂中、鄂南。

在攻克汉阳后未久，太平军就沿汉水西上，占领汉州县。3月25日，又进据孝感县，未久退去。3月26日，又分军南下，攻取洒阳州。3月31日，韦志俊指挥三四千人再次进占孝感。4月6日北取云梦。次日五六千太平军分三路由云梦进扑德安，击溃布克慎的抵抗，占领府城，斩知县万成，活捉知府易容之。

4月2日，太平军分队占领监利县，延至5月4日才为清军攻陷。5月30日，太平军另一分队，在起义民众策应下，攻占京山县。

鄂东太平军也同时实施战略发展。3月27日，薪州守将张三攻占罗田县。3月25日太平军两次占领麻城，杀清知县韩宝昌。4月4日，又克黄安县。当地团练反攻，太平军失利，监军将李四阵亡，黄安复陷。

鄂东南崇阳，通城一带，自1844年初以后，一直为太平军活动地区，当地群众“多已蓄发，乐为贼用”。附近州县皆是太平军控制地区。“官兵到境，无土人为之向导，无米盐可供买办，人心之坏，实堪痛恨。”

这两个月，太平军在湖北实施大规模的战略发展，足迹东自黄梅，西及宜昌，北达随州，南延湘境，遍及整个鄂中、鄂南与鄂东。敌人惊呼:太平军“纵横千有余里，遍地皆贼”。但由于太平军攻夺城池过多，摊子过大，被迫分兵四出，力量分散。而且，武昌尚未攻克，仓促掠取近城州县;湖北还不及巩固，随即南征湘北，战略发展速度、范围与有限的兵力发生强烈矛盾，不能不是严重的战略失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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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讨粤匪檄

自汉阳分军后南进的征湘军，由罗大纲统率，在湖北金口一举击溃清军的炮船后，乘胜南进湘北。3月27日，进攻湖南岳州府，知府督勇抗拒，西征军由西门攻人，杀巴陵知县。知府遁走。4月4日，罗大纲由岳州乘风驶过洞庭湖，攻取湘阴县。7日，沿湘江南取靖港。10日，又西占宁乡县。湖南巡抚骆秉章派练勇3000名进犯靖港，牵制太平军进攻势头。是时，适逢湘军编练始就，曾国藩遂派陆路湘军三营赴靖港参战。

曾国藩在武昌丧尽水师之后，返回长沙，痛定思痛：

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，在“败不相救”四字。……盖缘调兵之初，此营属宝庆，彼营属湘潭，各地团练，只顾防守乡里。其卒与卒已不相习矣，而统领之将又非乖然，不能以相入，……出征有先后，赴防有远近劳逸，亦遂败不相救之故，半由于此。

曾国藩决定组建一支相当于常备军的直属团练。“因于省城立一大团，认真操练，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，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，练一人收一人之益，练一月有一月之效”。这就是组建湘军的最初构想，算是曾国藩的创新。

曾国藩私下透露的计划是:“练乡勇万人，概求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，以忠义之气为主，而辅之以训练之勤，相激相剿以庶几于所谓诸将一心，万众一气者。或可驰驱中原，渐望澄清。”因此，“须尽募新勇，不杂一兵，不滥收一弃，扫除陈迹，别开生面。”看来，他已考虑与旧团练分道扬镰，招集自己党羽为将，“尽募新勇”，灌输对曾国藩的“忠义之气”，建立一支自己控制的私家武装。

曾国藩原先本来就以宗法关系组建过团练，大宗为统领，小宗为分统，佃农为兵丁。现在重组湘军，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宗法军队结构。

他以农民为兵，书生为将。曾国藩选择湘军军官标准有:“第一要才堪治民，第二要不怕死，第三要不急图名利，第四要耐受辛苦”。而又以忠义血性为四者的前提。

曾国藩和湘军中的主要将领、幕僚，都是程朱理学信徒，标榜“忠义血性”，以网罗大批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加入湘军，充当骨干。湘军士兵主要募自农村，“择技艺娴熟，年轻力壮，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，其油头滑面、有市井气者、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。”:“山僻之民多犷捍，水乡之民多浮滑，城市多游惰之习，乡村多朴拙之夫，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，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入。”

同时，新湘军从条文上落实了宗法制，即兵归将募，兵为将有。湘军的选拔募兵制源于戚继光成法，有三大条规:1、统兵必亲自招募，不假手子人;2、严定选兵标准;3必在湖南原籍招募，取具保结。因而湘军中，营官由统领挑选，哨弃由营官挑选，什长由哨弃挑选，勇丁由什长挑选，层层挑选以成军。

曾国藩认为，这样挑选可以使他严密控制全军，“统领如根，由根而生于、生枝、生叶，皆一气所贯通，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，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，皆若受其私惠。”利用同乡、同学、亲戚、邻里、朋友等关系作为纽带，使湘军成为一个封闭性、宗法性的武装集团。士兵只知服从将领，将领则服从曾国藩一人，这样整个湘军就为曾国藩控制，从而形成一种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。

同时针对湘军以前作战不如太平军勇猛的情况，严格训练，强化教育。曾国藩认为常规训练教育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。他以“训练之才”自居。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，不得间断。他制定了点名、操演、站墙子、巡更、放哨等军营规则，伤令官兵严格执行。曾国藩还把平时的刻苦训练作为提高湘军素质的主要手段，他说:“治军之道，以勤字为先”、“军勤则胜，惰则败。”

曾国藩手订营规、家规，强制灌输，把军营纪律与封建宗法道德揉合一起，教化官兵。湘军“每逢三、八操演，集诸勇而教之”，使士兵“有礼、有法、有号令”。

经过接近近三个月的整编，4月1日，曾国藩统率水陆湘军一万五千多人，从衡阳出发，会师湘潭，向长沙水陆并进。

同时发布了《讨粤匪檄》，檄文颠倒黑白，无耻诬蔑太平天国“茶毒生灵”，“人民无论贫富，一概抢掠罄尽，寸草不留。”曾国藩在檄文中，尽情发泄着自己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情绪，全力宣扬清廷的正统地位，提出了“名教”这一旗帜。

他以理学卫道士的面目严正申明，名教纲常，“君臣父子，上下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”大肆攻击太平天国的“大慈大悲总教”。檄文悲天悯人地写道:“举中国数千年礼义、人伦、诗书、典则一旦扫地荡尽，此岂独我大清之变?乃开辟以来，名教之奇变!我孔子、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，凡读书识字者又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?!”

曾国藩号召“抱道君子”起来，“以卫吾道”，或者参加湘军从征，或者“捐银助铜，或者自太平天国叛变投降，都可以升官发财。

曾国藩的《讨粤匪檄》全文，很快就送到了楚剑功的面前。楚剑功就把这几页纸拿到了大都督府上。

“怎么看？”

“这摆明了指桑骂槐，太平军明明是在广西起事，他却叫做‘讨粤匪’，明摆着冲着我们来的。”陆达开腔。

“何止啊。看看这一段‘敦叙人伦，君臣、父子、上下、尊卑，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。匪不称皇帝，而摄权臣之号。’这一段就是说的咱们。”徐继畲倒是被挑起了心事，“均座，您不称帝，的确有些名不正言不顺，容易被人利用。”

哼！楚剑功闷哼一声，徐继畲以为自己犯了忌讳，却听见楚剑功说：“你们，没看到重点，他曾国藩以孔教的卫道士自居，那咱们正儒算什么？”

“不错，曾国藩这一套，的确蛊惑了不少湖南的士绅。”

“程朱理学，均座一力批判，曾国藩却把它捧为至理……”

众人纷纷议论起来。